智赢策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外贸外资联通国内国际，对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并明确提出帮助受冲击较大的外贸企业，强化融资支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优化出口退税政策，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怎样看待我国外贸外资发展形势？如何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进行深度解析。

外贸表现超预期且韧性十足

记者：今年以来，我国外贸数据多项指标持续向好，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外贸发展形势？

赵忠秀：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总体表现可以说是超乎预期，稳步前行的同时充分展现了韧性。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79万亿元，延续增长态势，同比增长2.9%。6月单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额同比增长7.2%，体现了较强外部抗压能力。

从贸易伙伴结构看，与南方伙伴的贸易尤其亮眼。我国与非洲双边贸易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上半年对非洲进出口1.18万亿元，同比增长14.4%，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4%。其中，对非出口增长表现尤为突出，增速为23.0%。东盟依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东盟进出口总额3.67万亿元，同比增长9.6%；欧盟则紧随其后，对欧进出口总额为2.82万亿元，同比增长3.5%。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优化升级趋势非常明显。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8万亿元，增长9.5%，占出口总值的60%，较去年同期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两成，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船舶、工程机械等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新兴产品领跑出口增长，为外贸稳定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当然，我们还是要充分估计外贸发展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并不好，尤其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很大冲击，外贸出口节奏、履约周期等都受到一定影响。我国稳外贸的政策需继续发力，市场多元化策略应该更加普及。

记者：为什么在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

赵忠秀：这些外部挑战确实存在，但正如刚才所说，上半年外贸数据展现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韧性和潜力。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支撑因素。

我国贸易伙伴结构正在积极调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入实施以及我国与南方伙伴经贸合作的加深，我国与非洲、东盟等地区的贸易保持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体现了贸易伙伴结构的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化国际市场组合和调整有利于拓宽销售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一市场可能遭受的负面冲击，为外贸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最根本的是出口商品本身的竞争力在提升。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如电动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增势都非常好。这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中国制造”的实力持续得到世界认可，支撑着外贸由大向强转变。说到底，过硬的产品质量才是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重要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的政策调整非常给力，不仅有短期政策，而且有长期政策，形成了系统的政策支持效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我们正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这个大方向指引下，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通过主动作为，努力化解外部风险。这些综合因素共同支撑了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逆势增长。

记者：您刚才提到贸易伙伴的情况，我们也关注到，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首次超50%。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9%，我国与东盟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什么？

赵忠秀：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份额逐步增长，这是双方产业体系合理分工、产业链条延伸扩展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其中，非常抢眼的是东盟，10多年来，随着RCEP生效实施、我国与东盟自贸协定落地和升级，双边贸易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合作更加紧密，可以说是外贸发展的一个稳定因素。具体来说，数据背后主要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首先，体现了市场多元化策略的必要性。我国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开拓新兴市场，增进与金砖国家、东盟、中东欧、非洲、拉美等合作，优化了全球市场布局。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贸易增长超9%，对非洲贸易创历史新高，这些结构性增量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通过深化与新兴市场合作，我们在外部不确定性较大背景下缓解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

其次，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通过深化产业链互补，为双方创造可持续的增长空间。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早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到后来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带动和周边国家以及东盟等地区的产业深度合作。可以说，开放合作的格局更加稳固了，我们也有了抵御逆全球化冲击的底气。正如刚果（布）总统所提到的，作为中非合作论坛非方主席国，他们愿与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构建远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多极世界。

外贸“朋友圈”的扩容既是开放政策的成果，也是我们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形成更为公正合理国际规则的助力。巩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良好态势，需要更加深度参与全球规则体系重构，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减少贸易壁垒，为外贸发展创造更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环境。同时，需持续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打造中国品牌，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赢得长期客户，通过产业链、价值链领域的合作共赢吸引和巩固贸易伙伴。

服务贸易有望成为关键增量

记者：有观点认为，下一步拓展外贸增量，一个重要增长点是创新提升服务贸易。这些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状况怎么样？您如何看待其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

赵忠秀：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关键领域，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于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15年占比过半，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当前，我国货物贸易体量更大、水平也更高。相较于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低，同时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过去这些年，中央出台了专门的支持政策，大力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我国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展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2021年至2024年同比增长率连续4年超10%。特别是在2024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超7.5万亿元，增速达14.4%。其中，出口约3.2万亿元，增长18.2%；进口约4.3万亿元，增长11.8%，推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到1.17万亿元。

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还有结构升级的趋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是衡量服务贸易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约2.9万亿元，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额呈现39.3%的快速增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增长12.2%。进口方面，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8.7%，从侧面体现了创新要素的活跃流动。

我认为，服务贸易未来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制度型开放为服务贸易提供新动能。2024年3月，商务部首次发布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效提升了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效能。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5方面20项重点任务，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虽然传统服务占比仍然较高，但在个人娱乐、电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服务贸易展现出强有力的增长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已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8.5%左右。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整体逆差的背景下，知识密集型服务展现出相对优势，2024年实现顺差4181亿元，比上年扩大504.5亿元，成为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突出亮点。伴随数字赋能和创新驱动，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优势有望持续提升，未来在金融、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领域有广阔增长空间。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面临的挑战。目前服务贸易整体逆差仍然存在，内部不同区域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但综合来看，在政策支持与产业升级双轮驱动下，服务贸易有望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

打好外贸稳量提质“组合拳”

记者：面对上升的外部压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在您看来，应怎样打好政策“组合拳”，助力外贸稳量提质？

赵忠秀：助力外贸稳定发展，需聚焦以下方面协同发力。

构建高效政策协同体系。推广“单一窗口”数字化服务，提升通关效率，落实出口退税及专项资金支持，建立企业“纾困白名单”，精准帮扶受冲击主体。完善海外风险防控体系，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箱并强化预期引导。

双管齐下强化金融支持。一方面，优化出口信用保险监管，扩大国别承保规模和覆盖面、提升承保能力、实施优惠费率与快赔预赔，创新政策性金融工具定向支持。另一方面，推动银行落实融资协调机制覆盖全部外贸企业，重点加强对小微企业避险支持，“一企一策”服务创新主体，强化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跨境金融服务供给。

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深化与东盟、非洲、拉美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挖掘新兴市场增量。通过加强办展力度、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等方式帮助企业拓渠道。创新“政府+企业+平台”模式，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发力中间品贸易，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

内外贸融合提供缓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财政增投、信贷支持、展费减免等举措降低内销成本。同时，支持零售电商、供应链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对接国内市场需求。

以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强化海外市场精细化运营，发挥制造业优势，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发展数字服务及“保税+服务”等新模式，释放外贸发展潜力。

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跨境电商能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自主可控起到积极作用。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围绕跨境电商所需通关、税收、金融服务流程出台便利举措，打造全链条生态。建设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及区域性贸易平台，积极培育新业态。

这套“组合拳”的最终目标是以体系化的政策支持稳住外贸基本盘，同时在产业动态升级中实现出口产品质的有效提升，筑牢外贸发展的根基。

记者：内外贸一体化对企业应对外部挑战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推动这一策略，助力企业“破壁突围”？

赵忠秀：我们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一个重要因素是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当前，经济全球化不确定因素增加，关税冲击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与此同时，国内市场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能够消化部分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下降的压力，增强企业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由于客户需求、消费习惯不同，国内和国外市场产品所适用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进行调整。外贸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主要面临生产运营成本和信息获取等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政策应聚焦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转内销可能需要调整生产，并且新增国内推广渠道，需用好政策工具箱及时进行纾困，如减免困难企业的租金、展位费等，降低外贸企业内销成本，缓解其短期经营压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标准互认、规则协同和制度衔接，减少因市场分割和标准差异形成的障碍，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外资优化布局深耕中国市场

记者：接下来我们聊聊引进外资情况，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情况怎样？

赵忠秀：观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需放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背景下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去年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提到，202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全球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影响整体处于收缩态势，同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约1630亿美元，同比下降约14%，这与全球趋势基本一致。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2023年的引资规模处于近10年的高位水平，说明跨国公司在持续优化布局、深耕中国市场。

再看商务部公布的2024年数据，传递出几个明确的信号。市场信心方面，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超5.9万家，同比增长9.9%，是跨国公司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市场的“信任票”。行业结构方面，外资正在加速流向高附加值行业领域，尤其是医药制造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具体来看，今年1月至4月电子商务服务业以137%的增速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达86.2%；化学药品制造业增长57.8%，同样保持高位运行；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也实现稳步增长，增速为4.9%。外资正加速投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领域，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助力。来源地结构方面，在欧洲整体对华投资趋缓的背景下，西班牙对华投资快速攀升，增长131%，德国和瑞士也保持正增长，亚洲的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11%。

总体而言，当前数据波动是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资本收缩态势的反映，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耕耘”。我们不能简单从数量规模上去衡量外资的表现，结构升级比总量变化更有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在当前部分经济体实施保护主义、推高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会和中国德国商会近期报告均显示，企业有意维持或增加在华投资。

记者：从今年2月发布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到《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我国引资稳资力度明显加大。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逐步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这些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赵忠秀：这说明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深入到更复杂的服务业开放领域，并且欢迎外资参与我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反映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制造业全面开放只是起点，现在目标逐渐转移到电信、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如北京等11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省市，去年吸收外资占全国服务业外资的50.2%，这个超半数的占比证明，试点就是开放的“压力测试场”。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外资股比限制后，数十家外资企业已在积极申请，这就是在告诉全球投资者中国坚持开放的态度。政策明确鼓励外资投向生物医药、云计算、养老医疗等新兴服务业，允许外资用境内贷款做股权投资——相当于给跨国公司在华创新“插上翅膀”，为境内外企业营造平等的创新竞争环境。这些都说明我国已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我国不仅是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更是创新策源地和规则共建者。

高水平开放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记者：您一直关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情况，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贸试验区对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发挥了怎样作用？今年4月，《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鼓励“首创性、集成性探索”，对此您如何理解？

赵忠秀：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从2013年破题到现在，已经走过10多年，开放水平越来越高，成为稳定外贸外资的关键阵地，在应对外部环境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自贸试验区通过首创性制度探索如全国率先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创新离岸贸易监管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吸引外资持续流入。《意见》强调的“首创性、集成性探索”，我理解是要聚焦以下方面实现深层次突破。

其一，当前最迫切的是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医疗认证互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北京建设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就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打通国际数据流动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

其二，推动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产业升级。例如，《意见》提到探索建立生物医药企业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海南自贸港正在持续探索制度集成创新，这些都是致力于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加速开放的动力，推动产业创新和升级的体现。

其三，实现协同开放。《意见》提到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协同联动、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都是致力于把单个试验田的成果推广至更大范围。

这些探索绝非零碎尝试，而是瞄准更深层次、系统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如《意见》所指出的，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这意味着既要大胆突破现有政策框架，也要系统集成成熟经验。最终目标很清晰，通过集成式创新，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支点。这不单是为我国外贸外资构筑更稳固的基本盘，更是向世界展示我国将以更高水平开放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记者：美国今年以来的关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外资有哪些影响？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国际经贸环境？

赵忠秀：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不只是简单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税负，更关键的是通过成本传导、市场不确定性蔓延、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三重机制，对我国外贸形成复合冲击。这种政策不仅推高了贸易成本、削弱了国际购买力，还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放大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各国纷纷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形成负面反馈循环。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企业面临近年来少有的严峻考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亟需用好稳外贸政策工具箱主动应对的原因。

我国海关数据显示，中美经贸磋商后，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这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的降低，为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增速回暖的根本动力在于中美企业内在的合作意愿，双方微观企业都希望合作谋求共赢。比如两国企业在医疗设备、农产品的采购通道修复上就有实际动作，这种基于商业互惠的需求不会轻易逆转。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逆全球化的暗流还在涌动。发达国家推行产业链回流、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等举措，根源在于政治、外交甚至公共卫生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企业不得不把这些非经济变量计入成本进行考量，所以现阶段某些局部的产业链的确面临调整。

但是，大国之间的“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持续。虽然部分国家可能推行所谓的“去风险”主张，减少从我国进口，但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和销售以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而这正是驱动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大趋势，逆全球化是短期的，真正的方向还是合作共赢。只要坚持扩大开放和积极推进制度型创新，我们有信心通过稳外贸“组合拳”把外部压力转换为转型升级的动力，并且一如既往地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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