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父母给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个钟山，爸爸说，干脆取名钟南山吧！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经历过大风雨，还能够屹立在那儿，茁壮成长。
听外婆讲，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外婆紧张极了，一直扒着砖头瓦砾，拼命把我挖了出来。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她把我的鼻子清清，又按按我的身体……我活过来了。我的命还挺大。
后来，我们逃到贵阳。刚买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军的炮弹又来了。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只有咸菜吃，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贵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房间里很多臭虫、跳蚤，我们的头发上长着虱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灯火通明，大家开心地欢呼。接着听到电台说：“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们家离开贵阳，到广州安顿下来。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问才知，父亲是在做乙脑病毒的实验。当时医院很困难，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便安排我喂小白鼠。小白鼠养得多，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有人来找我们，邻居就说，你只要闻到老鼠味儿，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
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长开心，父亲也开心。这些事耳濡目染，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减少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读高三时，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得了全国第三名。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决定还是学医。父亲说，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而且能帮助别人，让别人身体也好。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过，我仍喜欢体育运动。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争上游、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还有不服输的精神。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我与妻子李少芬的结缘，也与体育有关。从广州到北京后，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在那里结识了李少芬。当时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队员，我常到她的训练基地去锻炼。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北医骑车到龙潭湖去找她。骑了一个半小时，天气很冷，电话也不方便，找她找不到，我很丧气地又骑了一个半小时回校。结果同学对我说，她从龙潭湖骑车来北医找我了！我心里头突然非常温暖。尽管我俩没见着，但是，我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李少芬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1963年底新兴力量运动会，领导对她开玩笑说，如果女篮拿了冠军，你就可以结婚。几天后，真的夺冠了！相恋8年的我们结婚了。
1971年我回到广州，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今年都35岁了？真可怕。”然后沉默了。父亲35岁时，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回国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而我经历了下放农村、烧锅炉，刚回到医生的岗位上，甚至还没接触临床。我的35岁，差得太远了！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有一天，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那次见面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他问，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影响。此前，我的导师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做吸烟实验，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学会去作演讲！”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我曾在农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疗。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患者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给我们医院。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员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可有效避免更多的伤亡。这套方案后来成为通用的治疗方案。医生队伍稳定，社会稳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袭来，全国再一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去最前线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我向他们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够过难关的。
我面对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面对质疑，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
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要学会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本专业中。但同时，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医学人文，代替不了医患的沟通。人工智能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但难解患者的心理焦虑。一个人得病，他一定会心理得病。心理状态，对于疾病向恶化还是向改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要解患者的“心病”，需要医生来交流。医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届九十，但还不觉得自己老。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要局限于实验室，多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另外，抽空在室内跑步、划船、举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研究一个项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团结大家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广州国家实验室现有1000多人，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好平台，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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